凯伦•史密斯（以下简称“凯”）：你最早是怎么开始接触艺术的？
　　向京（以下简称“向”）：我的经历很典型，和很多中国艺术家一样，从小很喜欢，一直瞎画，但是一直也没有正式学。我从小是个好学生，特别是语文。决定报考中央美院附中的时候，我的初中老师觉得我是在浪费自己的才能。一般都认为，上艺术院校的学生是因为他们别的方面成绩不好，画画的技能不过能帮一个人找到工作。我只是因为自己喜欢，所以当时就上了中央美术学院附中。而在附中读书对我一生改变特别大。
　　凯：你能描述一下自己对八十年代的记忆，你又是如何获得形成你现在艺术表现手法的那些经验呢？
　　向：八十年代对我的影响之大，我觉得直到现在我身上还有八十年代的影子。因为有个时间跨度，加上当时的年纪还小，我眼里的八十年代，有点近似西方多姿多彩的六十年代，是个自由思想的纯真年代。那时中国文化开始复苏、变革，就好像长时间沉睡之后一下子苏醒过来了一样，进入了一个既熟悉又不熟悉的崭新阶段。当时，我们什么都想尝试，而且相信自己什么都能做得到。附中是一所寄宿学校，所以我所有的时间都和同学们在一起，我们喜欢和中央美院的学生一起出去。学校在中国美术馆旁边，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中央戏剧学院很近。我常去看话剧，既有传统的，也有很前卫的。对中国文化来讲，那是一个黄金年代；至少对我这样一个看客来说是这样。在我成长的最重要的阶段遭遇的这段时光对我有根本性的影响，它塑造了我的思考方式。
　　凯：这种影响和你的成长有一定关系吗？我知道因为你父母从事的工作，你接触到很多文化人，也听到过他们讨论知识分子或者艺术家圈子之外的人不曾遇到过的想法。
　　向：我父亲在电影界工作。他主要从事电影理论研究，曾在《人民电影》杂志工作，那是当时唯一的电影杂志。杂志后来更名为《大众电影》，我毕业后也在这家杂志社工作过三年。他有很多从事电影工作的朋友，包括第四代、第五代和第六代导演们。后来他也写剧本。而我母亲也有很多作家朋友。我感觉我成长的过程中，身边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是和当时的文化有关系。
　　凯：在美院的学生生活，你肯定也意识到了，有很多交谈和课外活动呢？
　　向：对，但是很多事情都是出于我的本能，那个时代有可能发生的事，以及学校的所在的地理位置都是一种机缘。我对音乐的爱好就是从附中开始的。学校旁边有一条街，叫隆福寺，是北京最早的商业街。那是最早你可以找到出售同流行文化有关的商品的地方，比如音乐磁带。我们上课的时候，如果窗户开着，我们经常能听见从外面商店里传来的港台流行音乐的声音。我有一个同学，因为失眠，他包下了校园的广播站，早起给大家放音乐，他的哥哥在美国，所以他有很多国外乐队的磁带，比如Beatles、Michel Jackson，我就是那时知道的。
　　凯：这是当时学生的普常状态吗？
　　向：我觉得上几届学生，包括洪浩和刘晓东他们，学习都很认真，每天都在画画。从我们这一届开始，学校里开始有舞会，跳迪斯科，整天只想着玩，经常是整夜的跳舞，到处去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比如温普林他们举办的各种活动，跟着大学部的学生玩，觉得特别开心。
　　凯：这是当时年轻人的普遍反应吗？
　　向：不完全是。对于那个时代来说，我觉得我的这种经历很特殊。我的初中同学上了高中以后都觉得很压抑，因为学习很紧张。
　　凯：同我听到过的很多八十年代美院学生的经历相比，你听起来非常早熟。当时你很年轻吧。
　　向：对，年龄很小。但是我只能说，那是一个非常不同的时代。如果没有我们老师的宽容，这一切也根本不可能。学校有严格的规定，比如几点回来，晚上几点熄灯。我经常被锁在外面，于是就会从墙上爬进去。那时候我们的老师非常宽容宠爱。我自己也当过几年老师，但我知道今天宽容学生已经是不大可能了。那真是一段很天真的时光。
　　凯：用现代的一个短语来说，附中的时候整天忙着开派对，到了最后一年，你要决定自己未来的方向了。那通常就意味着报考中央美术学院。你是怎么选择雕塑系的呢？
　　向：到最后一年的时候，我特别自信。人们也许会说，当时我过分自信了。我觉得每天都在学校里画画，所以想要学一些新的东西，一些以前我没有体验过的东西，于是我选择了版画系。
　　凯：为什么会选择版画？
　　向：我当时就是觉得好奇。我从来没有学过版画，所以对我来说很新鲜。我们学校的图书馆特别好，学生每周可以借六本进口画册，当然只限于印象派以前的内容。我就每周借六本书，渴望知道艺术是什么。虽然我都读过了，但当时什么都不懂。我也不懂现代艺术大展中的作品究竟有什么突破。我看这些展览是很肤浅的。我只是觉得好玩，但不知道究竟有什么意义。
　　凯：所以你选择了版画？
　　向：对，准确地说，我选择了铜版画。当时我特别喜欢徐冰的作品。那时他已经开始创作《天书》，我知道他也是版画系毕业的。我觉得版画系的老师创作的作品非常有趣，很实验，也很不同；态度上比油画系的老师们更进步一些。
　　凯：你熟悉这个系其他老师的作品吗？
　　向：谭平。他在附中教我们版画基础。我是我们班上报考这个系的四个学生之一。谭平老师觉得，如果我们当中如果只有一个人能录取，应该是我。在学校的时候，我的素描和色彩都不错，而这些都是考试的科目。结果我是唯一没有通过考试的，当时我刚刚接触现代艺术，参加创作考试的时候，我画了一个特别奇怪的画。考试的题目叫做《瞬间》。那时我非常喜欢德国表现主义，我画了大雨突然降临，人群四散跑开的场景，有种很强的心理性的东西。结果没有通过。
　　凯：当你知道自己没有通过考试，你的反应是怎样的？
　　向：对我的打击太大了。附中的同学里面，只有几个没有考上美院。我是那么的骄傲，我的自尊心不能接受这个现实。我决定再也不学版画了，也不再考版画系。第二年，我选择了雕塑。就像我当初选择版画一样，其实我对雕塑也一无所知，只是觉得很好奇。第二年参加考试的时候，我的自信心完全没有恢复，专业课考试又没有通过。到了第三年，我的心态完全放松了。这次我终于考上了。
　　凯：在你考学的三年里，你每天是怎么度过的？你是在继续学习，扩宽自己有关艺术的知识吗？
　　向：之前我一直在想怎么应付考试，后来发现我不应该这么想。考试并不能检验一个人的水平。如果需要考石膏头像，所有报考的人每天都在拼命画石膏像，恨不能背下来。第三年的时候我的心态放松很多，就和另外一些考油画系的学生到处找模特画，挑自己感兴趣的事做。最后考试的时候，我的考试成绩是雕塑系第一名。这让我认识到，考试制度是非常糟糕的：考试成绩并不说明什么。一个人怎么可能前两年专业准考证都拿不到，第三年却又考了第一呢。我还是我，并没有变。但是当时也有好的一面，考试科目包括口试，会和通过复试的每位学生见面聊聊。今天，老师凭着铺在地上的几千张卷子，仓促地判断一个人的能力；学生准备了一年，几分钟之内就决定了。
　　凯：你是在1990年考入雕塑系的。当时有多少学生？
　　向：只有六个。我很快就发现，每天循规蹈矩的生活极其无聊。
　　凯：六名学生当中，有几名女生？
　　向：只有我一个。虽然我的成绩很好，但我的老师觉得，女孩子学雕塑没有用。他对我没有抱什么希望。我那时很茫然。当时几个工作室的研究方向，就是制作纪念碑、大型公共雕塑、纪念性人物等等，完全是苏联的模式。每天都要练习人体写生。
　　凯：当时你在制作自己的作品吗？
　　向：还没有。直到邻近毕业那一年，我和几个女生一起商量，决定在附中美术馆做一个展览。虽然我完全不知道要做什么。我想对我最重要的是我成长的经历，就是青春的感觉：那是我生命中的黄金时代。因为考了几次大学，到我毕业的时候，我已经快二十七岁了。我感觉自己的青春即将过去；我的整个青春时光都是在学校度过的，心里一直觉得自己还是孩子，一直很依赖。于是我开始试着捕捉青春的感觉。我发觉自己的技术很差，虽然五年里每天都在练习。我意识到了这个实际应用的问题，技术如何变成语言，如何用在自己的表达上。这一直是我思考的问题。
　　凯：但是你为这次展览创作了一组作品。当时你选择的是什么材料？
　　向：是用铜。当时我没有钱，一开始翻了石膏。我们（我和我当时的男朋友，也就是我现在的丈夫）有一台尼康相机；我丈夫建议我把相机卖了，用这钱来做作品。我母亲的一位朋友也借给我一些钱，所以我为这次展览完成了大概七、八件作品。
　　凯：你创作的作品尺寸有多大？它肯定受到可用资金的限制，但是除此之外你怎么选择作品的规格大小呢？
　　向：这就表明我接受的教育是非常传统的：在我有限的经验和能力里都是做大约八、九十公分的人像，而且雕塑是放在一个台子上面。所以我第一次做作品也就做这么大的。但是当我看到结果，感觉太奇怪了，和我自己想的完全不一样。自始至终我没有喜欢过传统的材料。铜这种材料自身的语言太强烈，没有什么更多的可能性。这让我想了很多。
　　凯：你毕业的时候，学校给你分配工作了吗？我知道你的父亲在他的单位帮你找到一份临时工作，但是你是如何解决你的艺术创作所需要的一切设施呢？你确实需要只有学校才能提供的那些资源吗？
　　向：当然，但是没有选择。另外，我爸爸帮助了我。他有一个朋友，有一处空闲的房子。我父亲对她说，我女儿要结婚了，能不能把你的住处借给她。于是我就结婚了，住进那处房子。我可以在那里创作。
　　凯：你是怎么做的呢？
　　向：为展览作小型雕塑的那几年，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几年。我不断地意识到，这并不是我想要做的。我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但是我知道自己不想做什么。这样就很痛苦。
　　凯：人们对你展出的七、八个小雕塑有什么反应呢？
　　向：觉得有很多人来看，喻红的妹妹喻高也参加了这次展览，所以刘晓东（喻红的丈夫）带了很多艺术圈的朋友来看展览，当时展览很少，况且是几个小女孩在办展览，所以大家都很支持我们。这的确是一种鼓励。这甚至让我第一次开始体验与画廊合作，虽然有很多不好的经验，但是很好的开始。
　　后来，我们在农村租了一个院子，就在北京郊区。工作室的空间比原来大。通过画廊的联系，我能靠卖作品来维持。但是我发觉自己总有一种压力，就是一定要做某一类作品，就像展览上那些可爱的小作品，但我知道，那不是“我”。
　　凯：通过这次经历，你再次面对雕塑的时候是怎么做的？
　　向：这么多鼓励反而是一种压力。例如，第一次和画廊合作的经验。那只是简单的买和卖，并没有帮助我成长。另外，从1995年到1998年，我一直在做青春这个主题的作品，但是我自己已经过了那个年龄。一个三十岁的人还在试图保持十多岁的感觉，自欺欺人不说，太矫情。随着当代艺术开始慢慢兴起，我也开始问自己，我做这样的作品有意义吗？
　　凯：但是你继续在做新的作品。我知道1999年的时候，你参加了深圳雕塑展。
　　向：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例子。我觉得我入选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女雕塑家很少，而不是因为我的作品给人印象深刻。那是我第一次参加大型专业展览，也是我第一次把自己的作品做得差不多和真人大小一样。
　　凯：在放大作品尺寸的过程中，你对人物雕塑有什么收获吗？而且你给作品涂上颜色，这造成了什么差别吗？
　　向：我立刻发现，这种效果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尺寸改变让观看的观念发生了改变，它接近于我对真实生活的看法。最开始我创作了两个胸像，和人们告诉我的那种很好看、很好卖的标准完全对立。其中一个是办公室的女孩，我用了两个现成品——一只一次性杯子和一只装饰小鸟。这在我自己的作品中确立了一个新的方向。也是在1999年，我们决定回上海去，这又促成了我有条件把这样一个方向全面展开。
　　凯：北京和上海不同，那么北京有什么重要之处呢？
　　向：九十年代虽然中国已经很开放，但是大部分实验艺术还只能在地下状态。中国的情况很特别，主流文化很长时间主导着文化生活和价值观，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多样化的层次就非常少。艺术家面对着一个苛刻的选择：要么是主流的，要么是地下的，这样的一种对抗性就表现得非常强。许多学艺术的年轻人自然而然地倾向于非主流艺术。九十年代的中国大力发展经济，在我看来精英文化的发展其实是慢慢萎缩了，而大众文化却逐步发展起来。那个时候文化生态的焦点，主要在北京，成为我经验中的主导因素。即使1999年移居到上海，这个曾经的文化都市所呈现的单一价值都让我很不适应。
　　凯：你慢慢找到了自己的方向，为这组新作奠定了基础。我们可以看到，自从你第一次开始使用颜色，人物的表面对于实现所有要表现的内容来说就变得非常重要了。肌肤的感觉和面部特征营造出作品中人物内心状态的一种强烈感觉，而不是纯粹的物质存在。你可以描述一下你自己的想法吗？
　　向：我最初学艺术的时候，只觉得艺术是我表达的一种手段。我自己真正感兴趣的，还是人性。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喜欢雕塑。仔细想过之后，我觉得我最感兴趣的，是它所表现的核心。所以我经常说我不是在做雕塑，是在做“人”。而我对艺术的理解，是非常开放的。我愿意实验，用形式、尺寸大小和各种想法来进行实验。虽然我创作了女性身体的雕塑，但我真正关心的，是我能够赋予它们内在的心理特质。
　　凯：在你近来的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到身体同自我的关系。但是其结果却给人带来不安感。这是你创作的意图吗？
　　向：从我的第一批作品开始，我想要达到的，并不是艺术本身，而是表现内在情绪的状态。我对女性身体本身也并不感兴趣，对于围绕女性身体的普遍审美概念或价值体系也没有兴趣。我不愿意去呈现别人希望我表现的那种女人身体。但是当着手用人体来创作的时候，我始终面对着如何面对身体的问题。我的突破点就在于将一个女性身体完全敞开，用一种直接了当的、毫不妥协的方式来呈现它。这也是我面对自己的方式。我觉得如果一个艺术家能够用这种方式来面对自己，那是种力量和立场，问题就能转入到一种普遍的讨论中。身体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
　　凯：大部分人对你1999年在深圳展出的作品做何反应？这些又是如何影响了你的想法？
　　向：大部分人只是觉得很有趣，很好看。中国的艺术界是一个男性的世界。在家里，我同父亲以及我的弟弟都很平等，和丈夫之间的关系也非常平等。但是深圳参展让我意识到一个事实，就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男性占绝对主导地位的社会里，我首先被视为女人，其次才是艺术家。
　　凯：这对你下一阶段的创作有什么影响吗？
　　向：我知道自己必须要强大起来。只有做出好的作品，才能得到尊重——我强烈地感觉到自己需要得到尊重。这让我也开始有一种自我意识，那就是我是一个女人。我觉得全世界各地的当代艺术圈也许都一样。你要想进入这个圈子，就必须做很多很多工作。你必须学会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我一向缺乏这方面的能力，让我失去了很多机会。
　　凯：我觉得中国当代艺术家当中，成功的女艺术家都非常漂亮，你觉得这也是一个有利的因素吗？
　　向：（笑）也许因为这个原因会带来一些机会，但是现在我已经老了。我从一开始就希望，再有机会的话，是因为我的作品。
　　凯：第一件采用大尺寸手法的作品是2003年创作的《你的身体》，后来在杭州展出，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作品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因为它的规模和姿态，面部表情以及那种普遍的状态。我当时看到这种新的发展方向，觉得十分吃惊。是什么促成了这样的发展呢？
　　向：我一直在想做一件让人看了就闭嘴的作品，其实这是蓄谋已久的。我已经到了艺术生涯的某个阶段，觉得必须做一次新作展览，要让大家看到一个女人能做成什么！原本的计划是要做几十件作品，很疯狂的动力。那时对当代艺术的很多问题心存怀疑，想不通，也很怀疑实验艺术。我觉得自己必须尽可能多地去看当代艺术，并且花大量时间拜访艺术家工作室。这个想法开始占据我的大脑，我的作品应该着眼于内心或是心理的状态，改变尺寸并不是雕塑本身形式上的问题。于是我开始创作《你的身体》。正是这件作品使我从简单个人经验里走出去，有信心继续走下去，实现这次展览计划。
　　凯：这是一件体积很大的作品，必须有助手帮助才能完成，对吗？
　　向：对，我先制作泥塑，然后工人们翻制成玻璃钢。它在我的工作室里放了大半年，我不知道该拿这件作品怎么办，特别是表面该画什么颜色。很多人来看到这件作品，都觉得很震撼，但是没有一个人邀请这件作品参加展览。我越看这件作品，越觉得这是我对观念艺术做出的一次回应。很多作品只要听一听他们的观念阐述就足够了。艺术真的就这么简单吗？一定要进入一个阐释机制里吗？于是我就想做一件完全没有观念的作品，直截了当，富有力量。我觉得自己就像是从幼虫变成蝴蝶一样，那种感觉很痛苦。完成了这件作品后，我就什么也没有做，一直到2004年。我记得那是在春天，那件作品一直摆在外面，表面已经开始起皮了。有一天，我突然有了一个冲动，先爬上去画了眼睛。我画完的时候，在我看来“她”好像有了生命，从沉睡中睁开了眼睛。我觉得她在看着我，我们俩就这样彼此对视着。那种感觉很奇怪。然后我就一气不停地画好了颜色。
　　凯：观众对这件作品的反应如何？
　　向：总体上非常好，而且媒体的反应也非常不错。可能我激发观众去思考现实，或者是给了他们可以联想的东西。
　　凯：你可以描述一下，你是如何创作本次展览中其他那些作品的吗？
　　向：这批东西有对于以前作品的延续部分，仍然有许多细节和故事，但呈现的是超越日常经验的有关人类内心或者灵魂的内在状态。作为一种媒介，雕塑允许观众停下来观看，而不用担心它也会报之以凝视。这是探查人们除去了身份这些外在的符号之后内心所处状态的一种方式。你会和她们无限接近，因为她们就是你自身。另外我还做了几件人与人关系的作品，探讨作为群居动物的个体有可能的延伸部分。
　　凯：虽然展览的焦点是在心理状态、外在有形的方面以及视觉层面，但是其核心仍然是女性的身体。你觉得某些身体的姿态可以同每件作品无形的氛围分离开来吗？
　　向：身体是非常简单的。我始终在寻找一种语言。尽管我大部分是站在一个反观念的立场上，但是“女人”和“身体”是两个特别简单的观念，关键在于你站在什么样的立场去说话。我做了很多细节，但是没有用仿真的技术。我是在用任何人都看得懂的方式来从事创作，但是可能每个人看到的都不一样。这就是观念和内容之间的区别。这些都是等人大尺寸的作品，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东西都好像是一场挑战，超越普世价值观，我没有想挑衅什么，但一次次直面自我存在，已经是仿佛向全世界频频发起挑衅。
　　凯：你觉得人们对你作品的态度有变化吗？
　　向：是的。我觉得人们是通过我的作品来看我，大家慢慢尊重我所做的一切。我一直很努力地工作，也经历了个人的发展。当代艺术有很强的语境，我必须面对。我认识到，无视这种语境，我就不可能被接受。但是我也意识到，当我真的想要说什么，而且很大声、很清楚地说出来，我觉得还是达到了想要的效果。这是当今艺术界的现状，但那也是我自己作品的终极理由。
　　2008年7月于上海